《新华字典》走过七十年

自1953年出版以来，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字典《新华字典》已走过70年。

迄今已印行6亿多册，是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工具书，先后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、第三届国家辞书奖特别奖、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等——这是一本辞书的影响力。

为了核实一个地名，修订者要翻检全部已出版的地图，还要实地勘察，用实地调查获得的材料与文献记载对比——这是编纂字典背后的严谨和辛劳。

一部《新华字典》，陪伴了新中国几代读者开蒙识字，记录着一个国家前行的脚步，浓缩着几代人的记忆，为普及全民族的文化知识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——编 者

走进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，在中国当代出版精品与特色版本展区域，一个展柜格外引人注目: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字典《新华字典》的各种版本静静陈列，从泛黄的1953年第一版《新华字典》到崭新的第12版《新华字典》，各种版本汇聚，宛如一条时光之河，翻涌起很多人的记忆。

70年修订到第12版

每一个新版面世后，下一个新版的修订工作就随即开始

1950年，新华辞书社成立，《新华字典》编写工作正式启动。编纂工作由魏建功主持，叶圣陶审订，1953年初版发行。

1956年新华辞书社并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，自此，《新华字典》的修订和维护工作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承担。1957年商务印书馆推出“商务新1版”。此后《新华字典》进行了10余次修订，不断跟进时代发展和社会生活变化，展现经济、社会、思想文化、科学技术等各领域发展的新成就。

“《新华字典》能够历久弥新、长销不衰、深受读者喜爱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《新华字典》能够与时俱进、不断修订。”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、执行董事顾青说。

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员康辉说，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演播室，播音员、主持人几乎人手一册《新华字典》，“观众把我们的发音当作标准读法，我们把《新华字典》作为标准”。

“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时候，语言也会高速发展，不断出现新词、新义，不断修订字典的过程就是体现规范标准的过程。”顾青说，“《新华字典》的每一个新版面世后，下一个新版的修订工作就随即开始，目前，第13版的修订工作正在有序筹备，即将开展。”

大学者编小字典

为了核实一个地名，修订者要翻检全部已出版的地图，还要实地勘察

《新华字典》的权威性来自编纂者的深厚学养和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。

“有时为了一个字的读音，一个词的释义，专家们会反复讨论，去实地调研。编字典的辛劳是外人难以想象的。”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李宇明说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、《新华字典》第12版的修订主持人程荣说，为了核实一个地名，修订者要翻检全部已出版的地图，还要实地勘察，用实地调查获得的材料与文献记载对比，只有地图、文献和实地调研在音形义上都一致，没有矛盾时，才能最终确定地名的读音和字形。例如广西宾阳的“呇塘”，甘肃积石山的“癿(bié)藏”等地名就是在实地调研后确定的。

再比如“焗油”这个词，第9版的撰稿者为了给出准确的释义，曾两次去理发店做焗油，体验了每一步过程，最终才做出了准确的解释。

“作为权威字典，一丝一毫都不能主观随意；如果随意，贻害无穷。《新华字典》的每一个字在编写和修订时都很谨慎。”程荣说。

《新华字典》有一个“大学者编小字典”的优秀传统。70年来，一批又一批新中国文化建设者们以崇高的精神品格编纂、修订和出版《新华字典》，叶圣陶、魏建功、邵荃麟、丁声树、陈原、王力、吕叔湘、周祖谟、曹先擢等，都先后参与过这本小字典的编纂修订。

编纂者们俯首躬行，默默奉献；潜心钻研，字斟句酌；鼎新革故，持续创新；勇于担当，胸怀家国。正是这些品质铸就了《新华字典》的文化气质，并最终化为薪火相传的精神——甘守寂寞、耕耘不辍的奉献精神，精益求精、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，与时俱进、守正开拓的创新意识，心怀家国、使命担当的文化责任。

语言学家曹先擢是《新华字典》1971年版修订工作的实际主持人，也是《新华字典》第10版的学术顾问。“曹先生认真极了，哪怕一个字的问题，也会用几百字甚至更多的篇幅，以讲解的方式加以批评，委婉中透着严厉。在小小的卡片上，我们看到了曹先生认真严谨的修典学风。”程荣回忆道。

“《新华字典》的编修方式和编修流程在不断摸索改进，编纂工艺逐渐从纯手工的操作方式走向用计算机操作，纸质卡片逐渐被电子卡片替代，但无论怎样改变，坚持质量第一的基本原则从来没有变过。”程荣说。

主动拥抱数字时代

让更多读者能够用上标准、规范的工具书

13印张，19.9元——这是《新华字典》第12版学生版本的价格。“现在一般图书的定价是一个印张3元到6元，但学生版本的价格，也就是每个印张仅仅一块五毛多一点。”顾青说，多年来《新华字典》始终低定价，是为了让更多读者能够用上标准、规范的工具书。

在新的历史时期，《新华字典》还承担起助力教育脱贫、建设文化民生的历史重任。

2010年，有关偏远山区孩子缺字典的报道引发社会高度关注，以《新华字典》为依托，社会各界掀起了用字典助力教育脱贫的公益行动。

2012年，《新华字典》纳入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免费教科书范畴，至今已有近2亿册《新华字典》发放到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孩子手中。

近10年来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中心播音部、商务印书馆等众多文化机构持续关注乡村教育，开展“字典下乡”“小乡村，大课堂”“放飞梦想的翅膀”等系列公益活动，设立《新华字典》奖学金，建立乡村阅读中心，相关助教、扶贫活动已覆盖吉林、陕西、内蒙古、四川、福建等20多个省份。

70年来，《新华字典》见证和记录着新中国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全过程。从新中国扫盲、促进汉字改革、推广普通话和现代汉语规范化，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，《新华字典》都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“下一步，我们计划开发新的《新华字典》APP，突出学习功能，使内容更丰富、更匹配用户的需求，让读者更方便、更简洁地使用《新华字典》，通过数字化为字典赋能。”顾青说。

程荣说:“70多年来，《新华字典》的编修一直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。在新时代新征程上，我们应当更加努力地做好今后的编修工作，更好地服务人民，为传承中华文化作出新贡献。”

我的第一本《新华字典》

我出生于1965年，记得读一、二年级时，书包里除了教科书和作业本外，还经常放有一本《新华字典》，那时最吸引我的是里面各种动植物的插图，画得非常生动、逼真。这本《新华字典》是父亲购置的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出版，我的大姐、大哥都用过，我是兄弟姐妹中最小的，这本字典后来就留在了我手中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到北京上大学，此后虽然翻检《新华字典》的次数比较少了，这本字典我却一直珍藏着。《新华字典》每次出新版，我都会及时购置，并认真阅读修订说明，了解各版的新变化。比较各版《新华字典》，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新中国的巨大变化。

——《新华字典》读者王保贤

和孩子一起查《新华字典》

我是一名报纸编辑，在我的书柜里，有一本本陈旧泛黄的《新华字典》。遇到拿不准的字，我就求助于《新华字典》。随着时代的变化，一些字的读音、含义也会随之变化，要是不及时查字典，就会一直读错却不知道。

我记得女儿上小学第一天，带回家一本《新华字典》，几周以后，女儿学会了拼音查字法、偏旁部首查字法，遇到不认识的字时就去查。很快，字典被翻得又脏又破，封面也掉了，我去书店重新买了一本，把旧的放进书柜里。此后，我常和孩子一起查《新华字典》，讨论某个字的读法、写法、用法。我俩还经常随意翻看《新华字典》，每次都有新发现。《新华字典》让我和孩子的心靠得更近，更让我和孩子感受到中国文字的趣味和魅力。

——《新华字典》读者权翠芳